它是在假定行政执法所需的制度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

可见，归纳和提炼不成文宪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近期，阿希尔·里德·艾玛（Akhil Reed Amar）教授更是出版专著《美国的不成文宪法：我们赖以生存的先例和原则》，集中探讨了引导美国社会的规则、原则以及判例等不成文宪法，如隐私权、一人一票、无罪推定等。

强文认为，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法律规则支撑着新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运作，以至于它在功能上发挥了宪法的作用，构成中国‘看不见的宪法(invisible constitution)、‘隐蔽的宪法(secret constitution)甚至‘真正的宪法(real constitution)。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典能为自己设定所有的解释规则。[18]而发展至今，美国的不成文宪法研究已然蔚然成风。[5] 对于这种逻辑推理，强文似乎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相反，其强调，不能忽视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以不成文宪法形式展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宪法或真正的宪法。另一种类型表现为，由一个或可能是数个严格区别于普通法律的正式文书组成。

不成文宪法之所以在成文宪法国家成为可能，归根结底是出于实施成文宪法的需要。例如，在1986年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Bowers v. Hardwick）案中，最高法院曾基于以往各州惩罚成年人自愿的鸡奸行为的传统，否定了同性之间性行为的权利。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是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中国是否应当承认不成文宪法，很大程度上还应该取决于其在中国宪法实践中的意义和功能。以中国制定有成文宪法典而反对不成文宪法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8]同前注[4]，强世功文。[26] Laura Nader, Law and the theory of lack,28 Hastings INTL COMP. L. REV.191(2005). [27]同前注[4]，强世功文。

四、结语 承认和支持不成文宪法，不是将之简单地看作是对成文宪法的颠覆，另立一套所谓适应中国实际的真正的宪法。支持不成文宪法的一方认为，走照搬西方立宪模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法律是其特定文化传统和习俗民情的产物，中国的本土现实历史和文化条件完全迥异于西方，所以，中国宪法的实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强文观点的失败之处，也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一部权威的、成文的宪法典的存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必然要求宪法典本身未规定的规则或实践的存在。参见杜刚建：《从不成文宪法到成文宪法——英国制定宪法典和人权法案的趋势》，《法学家》1995年第5期。他们从逻辑推理出发，认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一部以宪法命名的成文法典。

因此，为避免出现逻辑上的矛盾，有宪法典的国家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而应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从并列关系剥离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并不宜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同时使用。而这样的宪法实施道路，也是难以走通的。[12]但他如此区分的本意并不在于说明两者的排斥性，而是用来强调不成文宪法不是来源于集中制定，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多种因素‘自然成长起来的特征。另一种类型表现为，由一个或可能是数个严格区别于普通法律的正式文书组成。

他指出，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将政府运作和通常理解联系起来时，我们在消除政府不透明度上前进了一步，从而将精英和民众拧成一个真实的社会。[22] 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he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We Live By, Basic Books,2012. [23]［美］迦纳：《政府科学与政府》第三册《政府论》，第816页。

它们建立了法制，提供了对个人权利的至少可容忍的保障，建立了合理地政治民主结构。布赖斯在1884年的一场演讲中提出，宪法存在两种最主要的类型：一种类型表现为，由一系列自然生成的、不成体系的、不同时期制定的特定法律与契约组成，同时还包含一些具有同样权威的惯例。

有学者甚至提出，美国宪法中习惯的成分与英国宪法一样大。[14]参见［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刘国、柳建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8页[34]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同理，检察院对任何具体个案的处理也应在既定的程序和实体法律框架下进行，不应受到信访程序的干扰。[31]林莉红：《香港申诉专员制度介评》，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信访作为主要的救济渠道以后会排挤其他救济手段的使用[14]。

转引自卢学英：《信访制度之进退——对信访机构功能定位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3期。陈宏彩：《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信访制度的替代性制度选择》，载《岭南学刊》2011年第3期。

从外延上看，信访事项显然大于信访受理事项，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34]其实，行政失当既包括行为结果不当，也包括行为过程、方式不当[35]。

信访救济功能之所以变得非正常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信访救济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无孔不入和信访范围的无所不包。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的方式来解决，还有诉讼作为最终救济。

班文战：《我国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有效性分析》，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非救济类信访体现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参见张峰振：《不当行政行为救济方式的立法完善》，载《法学》2013年第5期。信访事项的范围，是指信访机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受理的信访案件的范围。

可见，规范信访受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信访事项的确定，不仅涉及信访机构权力行使的边界问题，也涉及在宪政框架下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问题[37]。4.行政机关试图通过信访方式规避行政诉讼风险行政机关在处理民事争议时，以裁决方式作出处理之后，一旦当事人不服，往往会转而将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使民事纠纷转化为行政争议[8]。

但是，任何制度的运作与其产生的最初动机并不一致，信访制度随后演变为一种权利救济手段，并被滥用[13]。信访功能的异化首先体现为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

事实上，符合这六要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17]童之伟：《信访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

夏金莱（1980—），女，湖北荆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基于该条对于信访权加以分解，可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20]。[24]班文战：《我国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有效性分析》，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

行政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救济请求，经审查认为不属于行政失当行为引起的，则不作为信访案件受理。此种分类加入了行政目的是否实现的考量，但实质上还是可以归为结果不当和过程、方式不当。

任何制度的存在必然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只有明确信访制度处理事项的准入门槛，以避免出现制度性过载现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访制度的功用。（二）信访受理审查决定的作出第一，受理决定。

英国下议院议员R·克罗斯曼（R. Crossman）曾经指出，不良行政包括行政人员的偏见、疏忽、不注意、迟延、不称职、无能、刚愎、卑鄙、专横及其他。[2]这种解释事实上混淆了信访事项和信访受理事项这两个概念。

(责任编辑：郑载旭)